《尚书》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书。但是，在儒家十三经当中，《尚书》的真伪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学者。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感叹自己：“于《书》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。”王氏认为《尚书》难读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“今古文”的问题。清代学者皮锡瑞在其《经学通论》中认为，学习钻研《尚书》，如果不先考察今古文问题，必然“茫无头绪，治丝益棼”。就是说，如想了解这部古老经典，就要考辨其学术源流，追溯今古文问题的滥觞，然而要做到这些，又必须首先了解一位《尚书》学史上的关键性人物——济南名士伏生。
　　伏生，原名叫伏胜。“生”是尊称，为“先生”之意。他是秦汉时期济南郡治（今章丘）一带的著名学者，学术界公认他是今文《尚书》最早的传播者。据清末学者陈蜚声（山东潍县人）所著《伏乘》一书考辨，伏生生于周赧王五十五年（公元前２６０年），卒于汉文帝后元三年（公元前１６１年），享年９９岁。不过这一说法不十分准确，因为在文献中有关伏生的直接历史资料很少，许多问题已无从考察。
　　西汉一代的《尚书》学者无一不出自他的门下，历代今文《尚书》学者也无一不在学术上以他为宗师，恪守其家法与师法。宋元之际学者吴澄就曾作诗说：“先汉今文古，后晋古文今。若论伏氏功，遗像当铸金。”清代经学家皮锡瑞甚至将自己所居书屋署名为“师伏堂”，以示对作为今文学派开山祖师的伏生的崇拜。
　　传说中伏生学习相当刻苦，他曾把自己关在阴冷潮湿的石头屋子里，在腰部缠上一条大绳，每读一遍《尚书》就在绳上打一个扣结。不久，８０尺长的大绳就完全打满了结。
　　秦统一后，朝廷设博士７０员以备顾问，伏生即为其一（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说，博士是“掌通古今”的官）。秦始皇三十四年（公元前２１３年），丞相李斯奏请“焚书坑儒”的时候，伏生因为是博士，得以幸免。但秦朝末年发生了战乱，伏生把自己那部心爱的《尚书》藏在夹壁墙内，出外流亡避难。西汉统一后，伏生回到家乡，找到那部被他藏起的书，结果丢失了数十篇，只剩下２９篇。于是，伏生便以这２９篇在齐鲁一带讲授，伏生弟子根据伏生对《尚书》的解释，编成《尚书大传》，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。隶书在当时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楷书，便于认识，因此汉代称隶书为今文，用隶书写下的《尚书》便称为今文《尚书》。
　　到孝文帝时，天下安定，经济也复苏起来，朝廷开始着手搜集以前散失的各种古代典籍。当时文帝想找一位懂得《尚书》的人，可找遍天下只有伏生一人，便想召他进宫。可这时伏生已经９０多岁，文帝只得派太常掌故朝错亲自去向伏生求教。朝错到了伏生家里，伏生由于年纪太老，已经连话都说不利落了，只得叫自己的女儿羲娥传话来教授朝错。
　　鉴于伏生的突出贡献，后人对他的评价相当高，伏生死后一千年还受到封侯，被称为先儒圣贤。
　　关于伏生向朝错授经的情形，后人曾作画刻碑描述。史载唐代大诗人王维就画过一幅“伏生授经图”。图中一位老人，骨瘦如柴，披布衣，目光炯炯，地上铺着席子，盘坐在几前，右手拿着经卷，左手指指点点，像是正在教诲弟子。王维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题材。